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实习生关子儒

　　2001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9.8万亿元，人均GDP按年终汇率估算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环顾左右，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针对一些国家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战略，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其向高收入攀升的情况，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

　　如今，这个陷阱魔咒会否降临到正努力迈向更高收入的中国身上？

　　“在中等收入阶段，一国原有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重大矛盾将会使其自身难以持续下去，并产生巨大的风险”，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的王小广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就是美国。尽管如此，美国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人口规模只有大约2亿人。以中国现在的人口总量，如此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前所未有，因此要对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做好充足的准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伪命题。”

　　在他看来，“西方提出这个概念，是在推卸责任，是要让人误以为‘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发展到此阶段后之所以难续辉煌，其实是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摆了一道’。”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是否真的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厘清背后的真相，本刊记者特别进行了深入采访。

　　陷阱还是被陷阱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5.1%、5.7%和5.6%，大多数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其后的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却风光不再，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拉美研究所原所长苏振兴，这位曾经于上世纪70年代在拉美生活了多年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和不少人的感觉不同，拉美国家在上世纪一度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卖能源发了财”，实际上，当时大部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普遍依赖进口廉价石油。

　　“他们当时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这些国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苏振兴指出，在1870-1930年代，拉美国家确实一度通过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矿产品而获得了贸易繁荣。但在1929年大萧条以后，国外需求减少，资源卖不出去，拉美国家不得不开始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是，这种工业化模式下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活消费品，竞争力不强，所以拉美各国只能依靠高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

　　在他看来，如果仅仅依靠有限的国内需求很难让本国的产业有大的发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期间，外部市场需求激增，这让几乎未受战火影响的拉美各国如鱼得水，产品大量出口带动了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苏振兴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产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力，但他们却将这种短暂繁荣的假象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并且坚信不疑，甚至在此种发展模式遇到困境的情况下，依然“举债坚持”，结果当欧亚多国在战后逐步恢复元气之后，拉美国家因产品竞争力不足导致其海外市场大幅萎缩，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工业化成本提升，经济发展一蹶不振。

　　“一个‘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搞到80年代，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变，能不出问题吗？”采访中，苏振兴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但在江涌看来，拉美地区搞“进口替代”工业化之所以最终失败，除了自身因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只是为了将拉美变成自己的经济后院，而不能让其真正发展壮大。

　　“这一点，门罗主义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以后来美国在拉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目的就是要让拉美的经济始终依附于它。”江涌提醒道，当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对手的美国，也同样不会善罢甘休。

　　王小广更愿意从经济体自身探寻原因。

　　针对拉美国家的教训，这位多次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学者认为，“竞争力是核心要素。”没有足够的产业竞争力，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更进一步来看，王小广认为，“无论出口导向还是投资导向，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或成功。例如不少东南亚国家依赖出口虽然失败了，但‘亚洲四小龙’却成功了。问题的关键是具体采取哪种模式。”

　　“日韩模式是自主出口导向，就是说‘以我为主’，主动选择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自主生产产品进行出口，并和国际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最终达到和它们同样的竞争力，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保证其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对照拉美的中国反思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从发展的内外环境看，当前我国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王小广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未带来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高，这一表现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在制造业方面，我国具有世界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牌极少。”

　　他向本刊记者提出了一个衡量竞争力的指标——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大于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

　　“如果GDP比重小于企业占500强的比重，说明经济竞争力就强。”他以日本为例，2006年，日本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为9.3%，但在500强中，其企业所占比重超过了16%；同年韩国有14家企业进入500强，占约3%，它的GDP不足全球GDP的2%。如今中国的GDP比重大概是8%左右，但世界500强中只有30多家中国企业，其比重低于GDP比重。

　　“需要强调，总量多并不一定能说明竞争力强，还要看这些企业的结构。”王小广认为，竞争力更主要是看其中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比重，尤其是没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中国这30多家，大部分都是垄断性质的企业，而且有不少也不是制造业。”他直言。

　　“可以画两条增长曲线，一条是规模增长的曲线，一条是竞争力增长的曲线，现在的情况是后者可能远远低于前者，如果能让二者同步的话，中国就不会掉入陷阱。”他说。

　　对照拉美，王小广认为应该认真反思“过去30年，中国在发展政策上存在两个过度依赖”，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

　　让他感到忧虑的是，当今中国的出口中有很大一块依靠的是外资。“虽然一般观点认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但实际上如果除去外资占出口的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过大。”

　　“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外商投资)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为56.3%，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对外资依赖过大。”王小广指出。

　　在他看来，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是一种偷懒型的快捷发展策略，它的严重缺陷是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短视，且抑制了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

　　“过度依赖外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生产的产品长期处于低端，丧失对产业链的控制权，本国企业垂直化分工发展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中国企业的生产融入全球产业链，造成国内许多重化工业及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链极短，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也就难以提高。”他强调。

　　类似的模式困境在投资领域也存在。

　　“投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量投向技术更新和人力资源，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发展能力，当然是越多越好。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成为了投资的主要领域。”

　　王小广说，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其自身的技术进步也很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使得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且会导致其他部门(与房地产不相关的部门)自主创新的投资不足。

　　“暴利型的房地产业发展使许多其他行业对创新持悲观态度，许多制造业将新增资本大量投入房地产就是这种负效应的表现。”他对记者表达了担忧。

　　稳定中矛盾风险增加

　　对于上述困境，王小广认为，调整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

　　“尽管近年来中央一直提出要扩大内需，但实际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依旧乏力，消费及居民消费率近年来持续走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

　　他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93年开始，尽管消费总体规模在不断增长，但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现快速下降态势，到2009年分别降至48.0%和35.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金砖四国”其他三国。2008年我国消费率分别比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低18.7、32.5和15.3个百分点。

　　问题还不止于此，按照受访专家的判断，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建立在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

　　这一切让专家们深深感到担心，未来支撑中国发展的动力或将比过去的30年大大降低。

　　另一重风险则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受访专家看来，前30年的经济增长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因为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

　　“过去30余年社会转型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农民税负问题、教育医疗住房问题、土地拆迁问题等，都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矛盾。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由此使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呈现新的特点。”迟福林认为，未来我国社会总体稳定的态势不会变，但社会矛盾和风险增加也相当明显。

　　而更大的挑战在于，相比较前30年的改革突破，未来我国各方面的改革都将进入深水区，特别是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既有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就要发生变化。原来靠出口低级的产品就可以，但再往前发展，就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分工体系的调整，因此必定要和发达国家产生各种利益冲突。”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元春教授说道。

　　“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而如今中国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让西方国家很不适应。于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江涌的态度更加直接。

　　他说，“发达国家不希望他们赖以生存的国际秩序被打破，不希望有他国来分享他们的利益，因此当一个国家有可能成长为他们对手的时候，会想方设法加以遏制。”

　　大国机遇抵御“陷阱”

　　尽管面临多重风险，但受访专家依旧认为，只要处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大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13亿国民的潜在需求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也是小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备的条件。”王小广说。

　　“大国因素很重要。”刘元春也持同样观点。他向本刊记者谈到，此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为中小国家，或是人口有限，或是经济总量有限。

　　“小国很脆弱，没有自己的产业体系，没有纵深度，没有规模，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当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外贸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时候，可以发现中国的规模化效益大幅度显现。”他说。

　　而迟福林则将这种规模优势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城市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消费空间。他认为，过去30余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形成许多矛盾与问题的根源之一，而今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呈现加快推进态势。

　　“有研究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城市化率有可能以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到2015年达到53.5%左右。”迟福林估计，城市化率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1.9，这意味着带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累计将达52.8万亿元左右，年均超过10万亿元。

　　其二，拥有7亿人口的中国农村，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迟福林表示，从近几年的发展看，我国农村消费正处于加快启动的时期。“尤其是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刺激下，农村消费潜力开始释放。如果农村消费水平能够在未来10年达到城市当前的消费水平，根据2008年数据静态测算，农村每年将新增2.7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其三，中西部发展空间巨大。我国中西部幅员辽阔，但相当多的地方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从发展角度看，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投资需求巨大。

　　其四，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消费空间。迟福林以文化产业为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GDP比重的2.5%，远低于美国的25%、日本的20%以及欧洲的10%～15%。未来5年，如果文化产业增加值提高到5%以上，文化产业的增加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支柱产业。

　　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社会转型刚刚起步，因此社会需求拓展的空间同样巨大。

　　迟福林说，我国前30年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社会转型才刚刚起步。未来5年加快社会转型，推进社会建设，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又可以带来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仅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未来5年要初步实现均等化目标，大致需要投入20万亿元的财政资金，使居民消费率提高3～5个百分点，将有效地促进我国走向消费大国。”迟福林指出，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转型而推进的社会建设，有利于在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理顺社会利益、优化社会结构。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未来5～10年达到总人口的40%左右，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夯实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此外，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独有的制度红利也不可忽视。迟福林认为，未来5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旦改革有实质性突破，被某些传统体制抑制的发展活力将被有效释放出来，由此将极大地拓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在应对外部风险时，大国优势也会表现得十分明显，采访中，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因为中小国家实力弱，在遭遇外部挑战时，很难在利益博弈中占得先机。而中国则不同，既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又能凭借自身的大国实力去争取利益。“不仅仅是利用全球化，还可以导演全球化。”

　　“传统的动力源泉还没有完全枯竭，而一些新的增长机制又开始显现。”刘元春认为，这使我国具备相当多的有利条件，足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出现大的冲击，按照当前的发展形势，我国有可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再用10年左右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迟福林认为。□